在浙江安吉縣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農民工正在領取被拖欠的工資。

夏鵬飛攝

浙江長興縣市民在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工作人員指導下掃描“長興解紛碼”。

許斌華攝

工作人員（右一）在浙江杭州臨安區龍崗鎮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調解村民糾紛。

新華社發

今年69歲的宣永富，是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楓源村村民。前不久，鄰居蓋圍墻占了他家的宅基地，氣得他舉起榔頭準備砸掉圍墻。村干部上前攔住了他，把他和鄰居請到了村調解中心。“干部幫我們調解矛盾，擺事實、講道理，我們心服口服。”宣永富由衷地說。最終雙方握手言和。

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民群眾的法治意識不斷提升，越來越多的矛盾糾紛步入司法訴訟渠道解決，導致訴訟案件量不斷攀升。浙江省同樣面臨這樣的問題。

半個多世紀前，浙江諸暨楓橋鎮干部群眾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的“楓橋經驗”。2019年以來，浙江踐行新時代“楓橋經驗”， 大力推進“訴源治理”，最大限度在訴訟程序前防范化解矛盾糾紛。2019年，浙江全省法院新收各類案件168.6萬件，同比下降4.6%；2020年，全省收案數同比下降7.2%。

源頭“治未病”

從“事后解”到“事前防”轉變

“訴源治理就是對訴訟的源頭治理，即通過多種治理手段，預防潛在糾紛、化解已有矛盾、減少進入訴訟環節案件數量或有效分流訴訟中的案件。” 浙江省委政法委相關負責同志說，訴源治理的關鍵在于源頭“治未病”，將治理環節向前端延伸，把預防矛盾糾紛體現在社會治理、重大決策、預警預測等各個方面，從根源上有效減少矛盾糾紛產生。

存在“民轉刑”風險隱患的糾紛類警情，在接處警完成后如何進一步跟進化解，一直以來都是困擾公安機關的難題。矛盾糾紛如果得不到及時有效的化解，很可能滋生更大的風險隱患。

前不久，浙江金華市婺城區羅店派出所接到報警稱：村民胡某建房施工，將其房子墻角正對同村村民陳某家大門，陳某不滿，怒將施工的鏟車和挖車玻璃砸碎，阻撓胡某繼續施工，因此產生矛盾糾紛，現場陳某、胡某和兩名施工人員爭吵不斷。

由于涉事人員較多，經現場調解成效并不明顯，如果簡單了事，存在“民轉刑”的風險，民警王獻堂決定將四人帶回派出所，做進一步調解工作。同時，羅店派出所指揮室迅速整理該起糾紛情況，通過“一警情三推送”平臺推送至羅店鎮綜治平臺、行政執法部門和鹿田村村級組織。在派出所調解室，民警從農村建房實際發出，結合所涉及的法律法規，耐心勸導開解。羅店鎮行政執法部門共同參與此次矛盾化解工作。經過2個小時的調解，涉事四人初步達成和解協議。

金華“一警情三推送”平臺，正是浙江省通過“訴源治理”實現從“事后解”到“事前防”轉變的一個縮影。

浙江各級法院構建“調解優先、訴訟斷后”的遞進式矛盾糾紛分層過濾體系，將訴訟服務融入矛盾糾紛多元化解體系之中，把“訴訟治理”置于黨委政府大治理格局之中，強化訴訟前端、中端和末端等環節的治理，形成“從源頭上減少訴訟增量”系統完整的工作閉環。

2019年，浙江省修訂完善《浙江省重大決策社會風險評估實施辦法》，推動重大公共政策、重大管理措施、重大改革舉措、重大工程項目、重大群體性活動等重大事項應評盡評，確保各地黨委政府在想問題、做決策、辦事情時都認真研究分析可能引發的矛盾和問題，把問題和應對措施想在前面，確保矛盾風險防范與經濟社會發展同步規劃、同步實施。

一站式化解

從“多頭跑”到“最多跑一地”

走進金華市蘭溪市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寬敞明亮的大廳里，迎面就是綜合服務受理窗口。就像醫院的前臺問診分診一樣，來這里辦事的群眾提出訴求，窗口工作人員根據協同系統將其引導至相應窗口，為群眾提供法律咨詢、法律援助、糾紛調解等多種服務。

“你們對調解結論認同嗎？”調解員黃小平的聲音回蕩在調解室里。“認同。”回答的聲音來自黃小平對面的一個大屏幕，從屏幕下方的兩個小窗口可以看出，遠在上海的原告和本地的被告都在自己的車里，通過手機平臺就完成了調解。

調解成功后，對面辦公室的法官隨即對該案進行了司法確認，一起異地債務糾紛圓滿解決。發生在蘭溪市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的這一幕，早已成為浙江全省99個縣（市、區）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的日常。

浙江省通過將縣級人民來訪接待中心、矛盾糾紛多元化解中心、訴訟服務中心、公共法律服務中心等，成建制入駐99個縣級（含開發區）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吸收法律咨詢、心理服務、行業性專業調委會、公共管理等相關部門（組織）力量進駐，推動“多中心”集成為“一中心”。在中心就可“一站式”受理群眾矛盾訴求，通過“閉環式”流程處置，讓群眾解決煩心事從“多頭跑”到“最多跑一地”。

前不久，杭州一家鞋業公司因經營不善停產，無力支付77名職工40余萬元工資，職工多次到鎮政府上訪。余杭區法院“微法庭”工作辦公室接到鎮政府提出的化解矛盾請求后，依托“移動微法院”、在線矛盾糾紛化解平臺開展群體性糾紛就地化解，引導特邀調解員促成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指導職工在線申請司法確認，成功把糾紛化解在源頭。

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目前有在線咨詢、在線評估、在線仲裁、在線調解、在線訴訟等五大功能。依托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當事人不僅能選自己信得過的調解員，不用跑法院，在線視頻就能接受調解，實現糾紛調解便捷、高效、低成本……通過創新推進“互聯網+”調解，浙江大力推行“線上調”“掌上辦”，為群眾提供高效便捷的遠程調解服務。截至目前，浙江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共進駐調解員4.17萬名、調解機構5320個，在線成功調解91.17萬余件。

非訴也解紛

從單一手段向社會化、專業化調解轉變

“知識產權類糾紛十分專業，調解是不是不太可行？是不是必須通過訴訟才能解決？”一起知識產權糾紛，一度讓杭州市民周先生十分困擾。

原來，周先生曾獲得兩個外觀設計專利。其后，周先生發現義烏某公司擅自批發銷售涉案侵權產品，便訴至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要求停止侵權并賠償損失10萬元。鑒于周先生和義烏某公司身處兩地，法院建議雙方通過杭州知識產權·國際商事調解云平臺進行調解解決。調解員通過平臺的各項在線服務功能，充分進行類案比較闡釋，溝通雙方意見。經過線上調解，雙方最終達成了調解協議——公司停止侵權，向周某賠償專利費6萬元。調解協議簽訂后，公司在調解協議約定的時間內履行了協議。

2020年6月，杭州知識產權·國際商事調解云平臺上線，該平臺聚合了中國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杭州調解中心、浙江（杭州）知識產權訴調中心等9家知識產權領域的專業調解機構，近60家律師事務所調解工作室入駐，來自高校、研究機構等機構的1600余位調解員在平臺上向公眾提供專業服務。依托平臺的統一管理、統一分配、統一指導，群眾和企業可以獲得“一站式”網上調解服務，當事人、代理人、調解員一次不用跑，即可省時、高效地實現異地、異國在線調解，個案調解短則用時1天。

“即便是像知識產權這樣極具專業性的案事件，訴訟也并不一定是解決矛盾糾紛的唯一渠道。” 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朗長華說，通過更廣泛地吸納多元化、專業性的社會力量參與調解，實現了化解矛盾糾紛從“單一化”訴訟向“社會化”“專業化”調解的轉變。

杭州知識產權·國際商事調解云平臺是浙江廣泛發動社會各界力量，多元參與訴源治理的生動寫照。

在推動訴源治理的過程中，浙江不斷織密調解網絡、加強隊伍建設、完善調解機制，將更多社會組織和人員吸納進來，讓人民調解這一“東方之花”開遍浙江大地：寧波市積極選聘一批退休政法干警擔任調解員；湖州市堅持全民參與，已有93個特色品牌調解工作室入駐中心；紹興市越城區調配102名律師輪駐中心，推動優質律師資源參與調解……

“在判決和調解之余，我們需要更多關注案件最后的履行，這關系到人民群眾對司法的獲得感和滿意度。”鎮海法院院長張軍斌介紹，鎮海法院建立自動履行正向激勵機制，對自動履行法院裁判的當事人出具自動履行證明書，對同時在全國法院都沒有被執行案件的當事人，納入誠信履行名單，并推送至一些信用平臺及各商業銀行，“案件調解后，法官應該當起‘驗收員’驗收履行成果，確保當事人權益及時實現，這也是訴源治理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