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的“云游敦煌”微信小程序，讓觀眾在指尖上欣賞敦煌石窟

云岡石窟第12窟1∶1復制窟

我國石窟寺分布廣泛、規模宏大、體系完整，集建筑、雕塑、壁畫、書法等藝術成就于一體，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審美追求、價值理念、文化精神。2020年11月4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于加強石窟寺保護利用工作的指導意見》，意見明確指出，建立石窟寺安全長效機制，同時加強石窟寺數字化保護利用，持續開展石窟寺壁畫、彩塑、雕像、洞窟、摩崖石刻和海外中國石窟寺文物、敦煌文書等數字化工作。

顯然，數字化是石窟寺更久遠存儲及更廣泛傳播的重要手段，可為石窟技術的保護、研究和弘揚開拓新的可能性和無限空間。敦煌、云岡、龍門、大足等石窟，在21世紀前后陸續開展的考古工作中，均不同程度地引入過數字化技術，圍繞洞窟數字化、虛擬修復、數字回歸、展覽展示、公眾教育等方面開展了一系列探索實踐。

山西是文物大省，在文物數字化方面走得比較早。云岡石窟早在2003年就開始數字化的嘗試，據了解已基本完成了石窟總量1/3的數據采集。2014年，云岡石窟研究院與浙江大學、北京建筑大學等高校合作，成立了“數字云岡聯合實驗室”，突破三維數據采集、運算、存儲與應用等關鍵技術，探索出一套適用于高浮雕文物的數字化方法，成功完成云岡第3窟、第12窟和第18窟的等比例打印復制項目，佛像表皮的缺損、風化在復制過程中都得以如實展現，實現大型文物移動展示和虛擬漫游。

2017年完成的第3窟西后室原比例三維打印復制項目，是世界首例大型文物遺址3D打印復制項目。在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李志榮看來，衡量石窟寺數字化測量結果的直觀標準，就是看它是否支持原真3D復制。云岡第3窟的復制成功，標志著數字化技術對于石窟寺的測量記錄已達到可復原標準。而2020年6月，云岡石窟研究院與浙江大學攻克多項技術難關，建成的全球首例可移動3D打印復制洞窟（云岡石窟第12窟），更是邁開了世界文化遺產“行走”世界的第一步。“一靜一動”，兩座等比例石窟的復原，被認為是中國數字化保護文物的一座里程碑。

河南龍門石窟在利用數字技術方面，確立了以“回歸歷史、再現芳華”為理念的數字化復原方案，目前已完成殘損的萬佛洞前室南壁S17觀世音像龕的虛擬修復，海外回歸高樹龕佛首、奉先寺流散佛首與洞窟遺存通過數字化手段實現“身首合一、復位合璧”，開啟了龍門石窟流散文物“數字回歸”之路。20世紀二三十年代，龍門石窟被大規模盜鑿，很多精美石刻散落到歐洲、美洲以及亞洲的日本等地。截至目前，有8件流散文物回歸龍門石窟，散落海外的仍有120多件。龍門石窟研究院院長史家珍表示，研究院已和國內外多所大學、博物館開展了合作，為更多龍門石窟流散在外的文物尋找“回家之路”，通過數字技術復原石窟藝術，讓千年石窟“活”起來。

除了實現流散石質造像文物“數字回歸”，龍門石窟還探索適合的小尺度雕琢精細龕像數字化田野采集方法和算法，獲得了目前國內精度最高的石窟寺數字記錄成果，實施等比例3D打印，原真呈現了孝文帝遷洛之際龕像錦繡般精工細刻之美，讓收藏在“深宮”的文物活起來。

讓文物“活”起來是當今石窟寺面臨的重要任務。然而，受限于價值內涵、承載空間、文物自身性能等因素，石窟寺展示條件無法滿足和適應日益劇增的游客參觀需求。如何通過數字技術進一步實現多終端“窟內文物窟外看”，探索石窟寺展示新方式，是近年來敦煌文化數字化研究的重點方向，“數字敦煌”項目就是首要代表之一，包括虛擬現實、增強現實和交互現實3個部分。正如敦煌研究院黨委書記趙聲良所言，利用數字化開拓更多文物展示形式，依靠一部手機展示豐富文化，是敦煌研究院一直思考的問題。如今，“云游敦煌”小程序已經包含“敦煌詩巾”“智慧錦囊H5”、敦煌動畫劇、點亮莫高窟等多個項目，一個不受時空阻礙，具有延展性的“新敦煌”正在新媒體端被搭建起來。

可見，石窟寺數字化已經不僅僅是考古測量的一個環節，更成為石窟寺保護、研究、傳播等各項工作的基礎。李志榮指出，當下中國的文物數字化領域尚待解決的關鍵問題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如何讓文物數字化工作標準化，二是需要有關鍵的技術突破。基于此，她提出為石窟寺領域制定系統的、系列的石窟寺數字化保護的標準。

梁思成在《記五臺山佛光寺的建筑》一文中寫道：“工作至苦……探索唯恐不周到，因為那時我們生怕機緣難得，重游是不容易的，這次圖錄若不詳盡，恐怕會辜負古人的匠心。”今日文物數字化團隊的種種努力，正是為了不辜負古人的匠心，而自覺承擔起傳承賡續中華文明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