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把“堅持統一戰線”作為黨百年奮斗十條歷史經驗之一，與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重要講話中強調的“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加強中華兒女大團結”一脈相承。

2022年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提出一百周年，統一戰線因黨而生、伴黨而行、與黨同興。中國共產黨砥礪奮斗的一百年，也是統一戰線建立、鞏固、發展、壯大的一百年，歷經民主聯合戰線、工農民主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發展成為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始終是中國共產黨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的重要法寶，是奪取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勝利的重要法寶，是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重要法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法寶。”這是歷史與人民的選擇。進入新時代，國家發展內外環境深刻變化呈現出新的復雜形勢，更加需要發揮好統一戰線的獨特作用，把各方面力量團結凝聚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與黨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

黑龍江統一戰線的歷史，也是中共黑龍江黨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就有中共黨員帶動黑龍江的革命進步青年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通力攜手開展與奉系軍閥的戰斗。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比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早4年建立的東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建黨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在包括黑龍江在內的地區展開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游擊戰爭，為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起到了推動和示范作用。哈爾濱作為中共滿洲黨組織的重要活動地區之一，在中國抗戰史上做出重要貢獻，同樣在我國統一戰線的歷史上留下了鮮紅的印記。作為紅色之路樞紐城、東北抗聯英雄城、全國解放第一大城市、支前參戰基地城、國防軍工制造城等，為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時代輝煌，在共和國史冊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

新中國的人民政協會議從黑龍江啟航。讓我們以統一戰線的視角，從馬迭爾賓館進入時間的隧道，探尋回望人民政協會議建立新中國、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光輝歷程，在同心共筑中國夢、攜手奮進新時代、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長征路上，堅持和鞏固統一戰線大團結大聯合，努力尋求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匯聚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書寫龍江全面振興全方位振興的新輝煌。

統戰策略：救亡圖存 艱難求索 鑄就法寶根基

中國共產黨不斷總結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適應黨在不同歷史時期中心任務需要，積極探尋民族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正確道路，筑牢統戰法寶根基。

民主聯合戰線。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22年黨的二大通過的《關于建立 “民主的聯合戰線”決議案》是黨關于統一戰線的第一個專門文件，提出聯合一切革命派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1923年黨的三大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1924年國民黨“一大”確定 “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以此為標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推動了國民革命和北伐戰爭的開展。這一時期的民主聯合戰線，實際上由我們黨設想的國共兩黨之間的“黨派合作”變為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在同資產階級爭取領導權的種種復雜問題面前，由于我們黨缺乏對建立人民政權和武裝斗爭重要性的認識，不掌握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加上國民黨內反動集團叛變革命以及共產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導致持續3年的大革命以失敗而告終，第一次國共合作宣告破裂。

工農民主統一戰線。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形成了工農民主統一戰線，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1927年中共中央召開“八七”會議，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強調統一戰線工作方針必須根本轉變。1930年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實行“下層群眾的統一戰線”的策略，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群眾作為革命的基本力量，工農民主的民族統一戰線不斷鞏固壯大，革命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但是黨內出現嚴重的“左”傾錯誤，強調“革命的力量要純粹又純粹”，采取“一切斗爭，否認聯合”的政策，在軍事上和城市工人運動中，采取冒險主義的方針，在統一戰線政策上的失誤，導致黨領導的革命接連遭受重創，紅軍踏上長征路。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九一八事變后，東北義勇軍的大規模抗日斗爭遭受嚴重挫折，1933年1月26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中央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簡稱《一·二六指示信》），明確提出在東北建立反日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中共滿洲省委及時作出《關于執行反帝統一戰線與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決議》，推動了東北的黨組織和抗日武裝率先建立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我們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長征途中積極開展地方實力派、少數民族和宗教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為建立抗日反蔣統一戰線提供了經驗；繼中共《八一宣言》提出“聯合抗日”的主張后，12月的瓦窯堡會議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并派出大批干部到各地與國民黨愛國將領和地方實力派建立聯系，宣傳抗日主張。1936年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倡議在抗戰的大目標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動了國共兩黨再度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1937年召開的洛川會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綱領和行動綱領，我們黨實現了戰略和策略上的重大轉折。這一時期，我們黨在政治上實行 “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軍事上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經濟上開展沒收地主土地、佃農減租減息運動；政權建設上采取“三三制”民主原則，在以延安為中心、以陜甘寧邊區為代表的抗日根據地，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

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抗戰勝利以后的中國面臨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抉擇：中國共產黨主張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國民黨堅持要建立一黨專制的中國。一些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也提出尋求“第三條道路”或“中間路線”的主張，在當時具體的歷史條件下顯然是走不通的。當時，國內外革命形勢發展瞬息萬變，國民黨為繼續其獨裁統治，發動內戰并大肆對民主黨派進行政治迫害；人民解放軍在第一條戰線主戰場上節節勝利，共產黨領導的國內民主運動此起彼伏，在“國統區”形成了以學生運動為代表的第二條戰線，工農群眾和知識分子中的民主進步人士站到人民的一邊支持解放運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不斷擴大，在人民解放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愛國統一戰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為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我們黨通過發展壯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領導實現了全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各階層人民的大團結，順利完成了社會主義的平穩過渡，為鞏固新生人民政權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奠定了堅實基礎。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又一次偉大轉折，統一戰線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發展成為包括兩個范圍聯盟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進入新世紀，統一戰線各方面的理論和實踐都聚焦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爭取人心、凝聚力量，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出了重要貢獻。

黨的十八大以來，統一戰線理論政策不斷創新發展，習近平關于加強和改進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論述，是構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黨中央先后召開一系列重要會議，黨和國家頒發了一系列有關統一戰線的法規政策文件。2015年中共中央頒布第一部關于統一戰線工作的黨內法規《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2021年修訂版正式實施，是做好新時代統一戰線工作的基本遵循。積極推動構建大統戰工作格局，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形成了團結、穩定、振奮、活躍的新局面，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更加和諧，統一戰線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法寶。

鄭重邀約：肝膽相照 榮辱與共 彰顯法寶偉力

中國共產黨為初心使命而奮斗，發揮統一戰線法寶功能，促動民主人士選擇正義、選擇中國共產黨，為成立人民政協、建立新中國筑牢了思想政治根基和實踐基礎。

用好“統一戰線”這個重要法寶。1939年7月9日，毛澤東為出征前線的華北聯大師生送行時發表即席演講，他引用《封神榜》中元始天尊送給姜子牙的杏黃旗、番天印、打神鞭“三件寶物”的典故，贈給戰士們三個法寶：“統一戰線、游擊戰爭和革命團結”，這是毛澤東關于黨的“三大法寶”的最初表述。隨后在1939年10月發表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提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績。” 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的兩個基本特點，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武裝斗爭是統一戰線的中心支柱，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2013年12月26日，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用三個“創造性”高度概括了毛澤東及其“三大法寶”思想的卓越貢獻。指出：“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解決了在中國這種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把黨建設成為用科學理論和革命精神武裝起來的、同人民群眾有著血肉聯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解決了締造一個在黨的絕對領導下的人民武裝力量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建成一支具有一往無前精神、能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軍隊。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解決了團結全民族最大多數人共同奮斗的革命統一戰線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為黨和人民事業凝聚了一支最廣大的同盟軍。”統一戰線重要法寶，我們黨發展傳承了一百年，仍將長期堅持。

跳出“周期律”的歷史答案。抗日戰爭后期，中國共產黨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在全國各界人士中產生了極大影響。1945年7月，重慶國民參政會褚輔成、黃炎培、冷遹、傅斯年等參政員訪問延安。黃炎培坦率地向毛澤東講：“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在參政員們行將離開延安時，毛澤東給出了明確的答案：“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意味深長地說：“這話是對的，用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到這段歷史佳話，特別是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上講到，我們黨“如何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毛澤東同志給出了第一個答案”。經過百年奮斗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實踐，我們黨又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這就是自我革命。“要發揚自我革命精神，千萬不能在一片喝彩聲中迷失自我。” 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離不開自我革命加強黨內監督，更離不開統一戰線的民主監督，這正是我們黨應對不斷變化的世情、國情、黨情和民情考驗的執政能力與執政智慧的體現，也是我們今天回望這段統戰歷史的初衷。

從舊政協會議走向新政協會議。抗日戰爭勝利后，在中國面臨著兩條道路、兩種命運抉擇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統一戰線的方針，提出“和平、民主、團結”的主張，積極進行艱苦的斗爭和團結工作，與國民黨達成協議，促成了1946年1月10日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無黨派人士代表38人參加。會上會下，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革命力量和以國民黨及其附庸為代表的反對勢力與民盟中間勢力三股政治勢力，最終經過激烈斗爭達成了和平建國綱領等5項協議。從客觀上看，當時的政協會議本身是成功的，但是蔣介石公然撕毀政協協議，一手包辦召開“國民大會”之后，長達十年之久的第二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本應成為國共合作史上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政協會議達成的成果最終流產。后來，為區別與人民政協會議的不同，毛澤東和一些民主人士稱其為“舊政協會議”。在1949年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期間，毛澤東指出：“我們的會議之所以稱為政治協商會議，是因為三年以前我們曾和蔣介石國民黨一道開過一次政治協商會議”，并且“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政協會議名稱的延用只是尊重了其曾經的歷史作用，人民政協會議的性質、社會基礎、組織規模和任務等各方面與舊政協會議有著根本的不同，人民政協會議“它具有代表全國人民的性質，它獲得全國人民的信任和擁護”。

“五一口號”發出鄭重邀約。第二次國共合作破裂后，隨著國內反內戰運動達到高潮，人民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階段。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起草《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隨著解放戰爭勝利在即，籌建新中國的政治條件和時機日漸成熟。1948年4月30日，經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通過新華社廣播電臺正式發布廣播，5月1日在《晉察冀日報》等全文刊發。其中的第 5 條提議：“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得到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海外華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一致認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是中國“政治上的必須的途徑”，標志著各民主黨派和進步民主人士主動放棄“第三條道路”的幻想，站到人民的陣容中來，公開、自覺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歷史關頭作出抉擇，協商建立新中國成為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共同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

新政協會議召開地首選哈爾濱。哈爾濱于1946年解放，是全國最先解放的大城市，被中共中央擬定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首選地。關于政協會議選在哈爾濱召開，共有“兩信一電”。1948年4月27日，毛澤東致信晉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仁同志代邀民主人士到解放區參加會議，信中明確提出“會議的名稱擬稱為政治協商會議”，“開會地點在哈爾濱。開會時間在今年秋季”。1948年5月1日，毛澤東致函在香港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主席李濟深、中國民主同盟在香港的負責人沈鈞儒，提出由民革、民盟與中共聯合號召，先行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會議的地點，提議在哈爾濱。會議的時間，提議在今年秋季”。1948年5月7日，毛澤東以中央名義致電中共上海局、香港分局及潘漢年，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社會知名人士交換意見，之后不久，中共中央致電提出擬邀請李濟深、馮玉祥、何香凝等29人名單，再次明確：“開會地點擬在哈爾濱。開會時間擬在今年秋季。會議擬由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及中共聯名發起”。進入1949年之后，隨著北平的解放，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新政協會議改在北平召開。

慷慨以赴：不負抉擇 一心一意 為了一件大事

愛國民主人士為中華民族大義毅然抉擇，沖破重重險阻北上解放區，向著團結、統一、和平、民主、光明的新中國前行，體現了與中國共產黨共同的初心使命。

民主人士秘密前往解放區的艱難之旅。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各戰場上不斷取得決定性勝利，加速了籌備新政協會議的時間進程，安全護送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區迫在眉睫。在中共中央的運籌帷幄和周恩來同志的周密部署下，一批又一批的民主人士成功一路向北到達解放區。當時接待民主人士的地點主要是中共中央東北局所在地哈爾濱和中共中央統戰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縣李家莊。哈爾濱馬迭爾賓館成為接待首批民主人士開啟籌備新政協的紅色策源地。

根據有關史料梳理研究，先期到達哈爾濱的是中國勞動協會理事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的朱學范，1948年2月28日由歐洲輾轉回國。沈鈞儒一行是從香港北上的首批重要民主人士。著名愛國將領馮玉祥將軍的夫人李德全女士帶著馮玉祥將軍的骨灰，歷經波折，于1948年11月2日由莫斯科到達哈爾濱。在哈爾濱投身新政協籌備工作的民主人士共有8位。

民主人士北上哈爾濱。1948年8、9月份，在中共香港分局正準備安排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時，傳來了馮玉祥黑海遇難的噩耗，周恩來立即急電香港分局，強調要確保民主人士北上的行程安全，提出“慎之又慎”的明確要求。9月13日，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4位民主人士乘波爾塔瓦號起航，船行至臺灣海峽附近時遭遇強臺風，經緊急搶險得以脫險。9月27日上午抵達朝鮮羅津港，9月29日安全抵達哈爾濱。10月2日，沈鈞儒等致電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綿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次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自西柏坡復電：“諸先生平安抵哈，極為欣慰。弟等正在邀請國內及海外華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來解放區，準備在明年適當時機舉行政治協商會議。”

在哈爾濱期間，民主人士參觀了東北烈士紀念館，參觀了市容市貌、工廠等。沈鈞儒在目睹了松花江獨特的自然奇觀后，欣然賦詩《松花江封后復開》：“江心凍后見奔湍，雪意連潮亦欠酣。地氣也隨人事轉，從今北雁不須南。”抒發了對解放區新氣象、對東北民主氛圍的感慨。

后續有兩批民主人士陸續到達東北解放區。1948年11月23日夜晚，第二批民主人士包括民進領導人馬敘倫、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郭沫若、許廣平等10余人，乘坐華中輪離港北上，12月4日到達安東（今丹東）大東溝附近的大王島拋錨，登陸后從丹東乘火車于12月6日到達沈陽。馬敘倫和郭沫若、許廣平等在中共東北局負責人陪同下，還到哈爾濱等地進行了參觀訪問。

1948年12月27日，第三批民主人士李濟深、茅盾夫婦及中共隨行人員共30 多人，乘阿爾丹號貨輪從香港啟航，駛過舟山群島迎來了1949元旦，李濟深欣然提寫新年獻詞：同舟共濟，一心一意，為了一件大事！一件為著參與共同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康樂的新中國的大事！第三批民主人士1月7日抵達大連。1948年11月2日遼沈戰役勝利結束，沈陽和東北全境獲得解放。12月6日中共東北局、東北行政委員會正式由哈爾濱遷往沈陽。在哈爾濱的8位民主人士經長春短暫停留，于12月19日到達沈陽與第二批到達沈陽的民主人士會合，至第三批李濟深等民主人士1月10日到達沈陽，會聚沈陽的民主人士有35位。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23日，在沈陽的35位民主人士人乘“天津解放號”專列從沈陽啟程于25日抵達北平。其他多批民主人士如：最著名的“知北游”一行柳亞子、陳叔通、馬寅初、葉圣陶、鄭振鐸、黃炎培，著名愛國僑領陳嘉庚、司徒美堂，以及大批文化藝術界人士和學生，經山東、天津到達華北解放區，最后于北平會合。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組織并護送民主人士北上共襄偉業的壯舉，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強大的組織能力及統一戰線的巨大魅力。從1948年8月起，將近一年的時間里，遠在香港和國民黨統治區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民主人士，共20多批次、350多人不惜冒生命危險，為籌備新政協、共商建國大計，紛紛北上解放區，詮釋了他們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人民政協從“馬迭爾”起航的歷史印記。

建于1906年的馬迭爾賓館，在抗戰勝利后作為中共中央東北局的招待處，成為當時解放區的政治會議中心。1948年9月末至10月初，先期到達哈爾濱的愛國民主人士入住馬迭爾賓館。中共中央《關于召開新的政協會議諸問題（草案）》得到民主人士的一致贊同。民主人士在哈爾濱期間，在馬迭爾賓館共召開了3次座談會。10月21日，第一次座談會就“新政協諸問題”交換意見。10月23日，第二次座談會對新政協的具體事宜進行討論。與會民主人士對籌備會的組成單位、新政協的參加者以及籌備會召開的時間、地點、議題等細節提出意見建議，并就新政協籌備會議的組成、新政協任務等有關問題達成初步協議。11月15日，第三次座談會就有關意見和建議進行了充分討論。11月25日，《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正式形成，這是一份具有政治協商與多黨合作象征意義的政治文件，為在北平召開的新政協籌備會議作了充足準備。馬迭爾賓館因此見證了新政協啟航的歷史時刻。

新政協籌備會議的傳奇經歷，使“馬迭爾”成為“冰城”哈爾濱的一張紅色名片。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許勤強調，“馬迭爾”是有著百年歷史的“中華老字號”，是哈爾濱中西文化融合的重要標志。兼具歷史厚重感和文化感染力，已成為哈爾濱重要的歷史標識和文化符號，其價值不可估量，要珍惜、挖掘、利用好，講好“馬迭爾故事”，充分發揮革命遺址及紀念場館的教育功能。這也是對傳承“馬迭爾”統一戰線紅色基因的要求。

開天辟地：共襄盛舉 擘畫未來 締造功勛偉績

人民政協會議宣告新中國誕生，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基本政治制度，是植根中國土壤、鑒納人類政治文明優秀成果的偉大創造。

會聚北平走向共和國新紀元。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決定將新政協會議的地點，由原定的哈爾濱改為北平。1949年3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批準了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3月23日上午，毛澤東和周恩來從西柏坡啟程，于25日進入北平。陸續會聚北平的民主人士，加緊了新政協會議的籌備工作。

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于1949年6月15至19日在北平中南海舉行。毛澤東、李濟深、沈鈞儒等主持會議，周恩來作《新政協籌備組織條例》（草案）報告。毛澤東指出籌備會的任務：“完成各項必要的準備工作，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會議期間，毛澤東與民主人士坦誠相見，誠邀張瀾和李濟深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會議一致通過《新政協籌備會組織條例》，選舉出籌備會常務委員會，設立6個工作小組，分別負責擬定參加新政協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條例、新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組成方案、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擬定國旗、國徽、國歌方案等工作。

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于1949年9月17日召開。會議審議并通過將“新政治協商會議”改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人民政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草案)》等各項文件。

經過3個多月的積極準備，迎來了人民政協會議召開和一個嶄新共和國的誕生。

人民政協會議召開宣告新中國誕生。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南海懷仁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隆重召開。中國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等代表（含候補代表）共662人參加會議。這次政協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民主人士互道心中喜悅，沈鈞儒語重心長地說：“現在我們全體代表、包含民盟代表在內，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團結一致、共同商量，辦理革命建國的偉大事業。”

會議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決定新中國的名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北平改名為北京并定為國都；通過了國名、國歌、國徽、國旗等。會議選出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選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56人中有27名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董必武、陳云、黃炎培、郭沫若為副總理；選出毛澤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席，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為副主席。

人民政協是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規定，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不僅使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在組織上完備和固定下來，還在基本制度上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偉大的創造性、巨大的優越性和強大的生命力，反映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是統一戰線實踐生動而具體的充分體現。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7年11月發布《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和2021年6月發布《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表明，“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的鮮明對比，充分說明我們走對了、找準了符合中國國情的唯一正確道路，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繼往開來：攜手前行 同心筑夢 堅持統一戰線

統一戰線是制勝法寶，必須繼承好運用好發揮好，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大團結大聯合，尋求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匯聚實現龍江振興磅礴力量。

“堅持統一戰線”作為黨的百年奮斗歷史經驗之一，是我們黨立足于歷史方位和時代定位作出的重大結論，對于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邁進，最大限度匯聚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黑龍江統一戰線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巨大的實踐動能，是助力龍江振興發展的寶貴財富，在統一戰線百年發展進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和時代價值。讓龍江統一戰線歷史“活”在當下，服務當代，需要強化歷史自覺、歷史擔當、歷史主動，把頂層設計“立起來”、把現狀底數“摸起來”、把特色品牌“樹起來”、把紅色基因“育起來”，從政治站位、歷史方位、時代定位三個維度，為實現龍江全面振興全方位振興匯聚磅礴力量。

提高政治站位，加強黨對統戰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統一戰線是不同力量組成的政治聯盟，歷來是黨的總路線總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建立、鞏固和發展統一戰線中，黨的領導權問題始終是一個根本問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統一戰線成員自覺作出的歷史選擇。確保統一戰線正確的政治方向，實現共同的政治目標，必須提高政治站位，發揮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工作中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團結引領統一戰線廣大成員始終與中國共產黨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在致力于共同的事業中，有效彰顯統一戰線獨特的價值和作用。中國共產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主要是政治領導，加強思想政治引領，使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轉化為廣大統戰成員的思想自覺、政治自覺和行動自覺，不斷增進統戰成員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認同、思想認同、理論認同、情感認同，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

把牢歷史方位，正確處理統一戰線一致性和多樣性關系。面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黨所處的歷史方位、面臨的內外形勢、肩負的使命任務發生了新的變化。越是變化大，越要把統一戰線發展好、把統戰工作開展好。統一戰線是一致性和多樣性的統一體，做好新形勢下統戰工作，必須正確處理好一致性和多樣性關系。一致性是指政治上主要是政治基礎、政治路徑、政治目標等方面的一致；多樣性是指統一戰線各成員的經濟社會政治屬性不同、價值觀念不同、利益訴求上有差異。正確處理統戰工作中的一致性和多樣性關系，關鍵是求同存異，增進一致性、包容多樣性。增進一致性，就是要不斷鞏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礎，最根本是要以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為引領，在服務黨和國家大局中找準切入點、結合點和著力點，有效提升統一戰線的貢獻和價值。包容多樣性，就是要充分發揚民主、尊重包容差異，對涉及大是大非問題上的“異”，必須旗幟鮮明堅決反對；對無關大是大非問題的不同見解主張多體諒包容，對善意的批評意見多鼓勵支持引導，最大限度地化異為同。根本是要守住政治底線這個圓心，擴大包容多樣性的半徑，畫出共同團結奮斗的最大同心圓，匯聚同心共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磅礴力量。

找準時代定位，助力龍江全面振興全方位振興 。省委高度重視統戰工作，許勤書記在省第十三次黨代會報告中強調“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堅持和完善大統戰工作格局”以及“支持各民主黨派加強自身建設”、加強各領域統戰工作等問題，明確了龍江統一戰線工作的時代定位。黑龍江統一戰線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守正創新，積極促進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和諧，各領域統戰工作成效進一步顯現，統一戰線法寶作用進一步發揮。認真貫徹執行中央和省委關于統一戰線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落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發揮民主黨派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作用、團結凝聚各方面力量、促進祖國統一等取得矚目成就。著力構建了黨委統一領導、統戰部門牽頭協調、有關方面各負其責的大統戰工作格局，廣泛凝聚統戰成員思想政治共識，不斷夯實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礎。聚焦服務中心大局，整合統一戰線優勢資源，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民營企業復工復產，建立“一對一”對接服務重點民營企業聯系制度，開展“百企幫百村聯萬戶”精準扶貧和“萬企興萬村”行動，推動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助力推動龍江全面振興全方位振興發展有力有效。

新征程承載新夢想，新使命召喚新擔當。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新征程上，省第十三次黨代會描繪了未來5年發展宏偉藍圖，推進“八個振興”、建設“六個龍江”“九個堅定不移”，為龍江統一戰線履職擔當奮進新時代、凝心聚力闊步新征程指明方向，必將為龍江全面振興全方位振興匯聚起磅礴力量，以優異成績迎慶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作者：史蘇，統一戰線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