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紹慶

抗日烽火中誕生的經典力作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也是中國工人運動的發祥地。上海淪陷后，雖然全市各業工廠絕大部分已被日軍占領，但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的地位卻并沒有因此而降低，其重要性反而更為凸顯。1937年11月，黨中央派劉曉、劉長勝到上海，重建中共江蘇省委，劉曉任書記，劉長勝任副書記，劉寧一等人為委員。不久，又成立江蘇省工人運動委員會，以加強對上海地區工人運動的領導，動員和組織廣大工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積極開展抗敵斗爭。

1938年10月，劉長勝召開工委會議，傳達黨中央關于開展調查研究的指示以及黨中央對上海工作的關心，要求深入調查研究，了解上海主要產業經濟情況及職工思想狀況，以進一步團結教育職工群眾，在敵后開展抗日活動、發展壯大黨的力量。會上決定，由劉寧一、馬純古和張祺分頭布置，以黨員為主，著手編寫棉紡、絲織、卷煙、電力、市政、交通、郵政、印刷、機器以及店職員等主要產業的基本狀況。

為完成黨組織交辦的重大任務，編寫組明確以上海勞動者為主要研究對象，重點圍繞其在各產業中的歷史、人數、待遇、文化、生活習慣、過去和現在等一切活動，制定編寫大綱，分頭搜集材料，從事寫作。為全面掌握資料，參加編寫的同志除查閱有關報刊資料外，還多次召開工人座談會搜集材料，每一事實均經多方面調查，反復相互印證，確定可靠后再采用。

1939年3月底，各章主要編寫工作基本完成。全書共分24章，除第一章為緒論、第24章為上海各業職員外，其余22章分別對棉紡織業、絲織業、繅絲業、針織業、電力工業等主要產業進行系統介紹，對職工工資、工時、勞動規則、衣食住行、生活情況等均詳細記載，著重總結工人運動的歷史和經驗，反映職工群眾高昂的抗日熱情和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與希望。該書提出：“勞工運動不能與中國政治運動分離，而是隸屬于政治運動，為政治運動中的一個主要環節。由勞工運動的開始一直到現在，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的獨立解放，始終成為主要的任務。而其斗爭目標，尤其是朝著日本帝國主義。”

1939年7月，該書由遠東出版社出版，書名為《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全書近50萬字，初版印刷1000冊。為迷惑敵人，該書注明在香港印制，三位主要編者朱邦興、胡林閣、徐聲，均署假名。該書出版后，除50冊送往黨中央外，其余的在上海南京路、福州路一帶書店公開銷售，很快就售罄。

《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的出版，并沒有使編寫組的同志感到滿足，反而認為此書“對于上海勞動者的生活與活動，仍不過是作了一個大概的敘述，對于各業工人斗爭情形，僅僅就記憶所及，舉出其主要者”，仍然有許多需要完善的地方。鑒于此，劉長勝接著又布置編寫續編，到1940年已基本完成調查和編寫工作，由劉寧一、張承宗負責編審。續編無論在內容上和數量上都更豐富、更生動，但由于環境日益惡化，續編已不可能出版。時間一長，續編原稿輾轉多地，最終散失。

《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是中共江蘇省委領導的對上海工業、經濟特別是工人運動的一次較為系統的綜合性調查，為中國共產黨深入上海產業、發展壯大基層組織、加強對工人運動的領導提供了重要參考，成為黨的地下組織和工人運動工作者的重要參考資料。

史無前例的編寫團隊

《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的編寫團隊是史無前例的，這也是該書能夠在半年內高質量完成初稿、不到一年即正式出版的重要原因之一。

對于該書的編寫團隊，劉寧一和張祺都曾有過比較詳細的回憶。劉寧一說：“該書序言和紗廠由馬純古編寫（其中日商紗廠部分由何穆編寫）；煙業由李玲香（即李淑英）編寫；法電、英電和華電由張祺編寫（其中法電57天大罷工由徐阿梅編寫）；綢廠由何穆編寫（其中美亞綢廠大罷工由張祺編寫）；郵政事業由周雄、張允彬和韓昌明參加編寫，其中大革命一段是劉寧一寫的；黃包車業（部分）由郭劍平編寫。”張祺也回憶：“該書棉紡織業（部分）由馬純古和何振聲編寫；法商水電業（部分）由張祺和徐阿梅編寫；英商公共電車業和華商電氣業（部分）由張祺編寫；卷煙業（部分）由李淑英編寫；絲織業（部分）由張祺和何振聲編寫；郵政事業（部分）由劉寧一、周雄、張允彬和韓昌明編寫；黃包車業（部分）由郭劍平編寫；上海各業職員（部分）由職委的顧準編寫。”

劉寧一和張祺的回憶，所述基本一致。可以看出，參加編寫的人員主要有三部分：第一是黨的工人運動領導人，他們在大革命時期就加入中國共產黨，堅定信仰馬克思主義，長期領導工人運動，有著豐富的白區斗爭經驗，并逐漸掌握科學的革命理論、找到正確的革命道路；第二是黨的地下工作者、工會工作者，他們多是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后加入中國共產黨，能夠不折不扣地執行黨的決策部署，具有極強的組織執行力；第三是各業積極分子、一線工人，他們直接參加斗爭，與職工群眾有著廣泛而密切的聯系，掌握第一手資料，工作效率高。這樣一支編寫團隊，有效整合各方工作力量，充分發揮協同作戰、優勢互補的作用，促進了編寫工作順利開展。

在編寫工作中，劉長勝起到主要領導作用，他最早傳達黨中央的指示精神，直接部署編寫工作。初稿完成后，劉長勝又將統稿任務交給顧準，指導他進行修改。顧準是我國當代著名思想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對上海產業經濟、職工運動比較熟悉，除負責通稿外，他還負責編寫了最后一章。

參加編寫的同志懷著對黨無限忠誠、對職工群眾無比深情、對編寫工作極度認真的態度，高質量完成了《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編寫工作。正如張祺所說，《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是“江蘇省委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工作方法，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深入調查研究的結果”。

關于罷工運動最好的回憶錄

《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出版后，立即得到社會廣泛關注，眾多報刊紛紛登載書評進行推介。作為重要編者之一，顧準在《職業生活》上撰文說：“這本書里面并沒有非常趣味化的描寫，因為它并不是文藝通訊。相反，里面倒有許多干燥的管理系統，與一些數目字。因此也許有人會感到枯燥。這本書也并沒有高深的理論，這里敘述部分超過了理論部分很多，因此也許有人覺得它價值并不大。但就我的意見來說，我以為他提供給我們以很多的實際材料，這些實際材料告訴我們中國產業經濟的內部結構，告訴我們職工運動的過去與現在的狀況……這書不僅應該懂，并且應該很嚴肅地去談的。”

上海立信月報社《書迅》雜志評論稱：“我希望每一個青年都有機會看到這本書。在這里可以批判地接受前輩的斗爭經驗和教訓；可以學取許多斗爭的技巧和方式；同時更使我們堅信，在整個民族沒有出路以前，職工獲得單獨解放，將成為完全不可能的夢想。”商務印書館《半月瞭望》評論稱：“這本書并沒有高超的理論，所以很容易看懂，不過因為是敘述的，所以絕沒有像小說那樣有趣，我們讀了之后，對于上海產業的大約情形可以了解了。并且它明白地指示了我們要爭取個人利益，必須在集體的努力才可以得到勝利。”

上海地下黨組織創辦的《譯報周刊》評論稱：“《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一書雖沒有逐業敘述，但就僅有的那幾章來說，它是關于罷工運動最好的回憶錄。”1940年2月，《新華日報》介紹該書時說：“在樸實的筆調下表現出來的水平線以下的慘苦的勞工生活，及二十余年來上海工運的艱苦的斗爭過程，它雖不是美麗的文藝作品，雖沒有深奧的理論，但是讀的時候你覺得每字每句都是勞動的血肉所砌成。”評論強調：“我們如果需要清算過去的經驗教訓，了解目前的狀況，以及找出正確的工人運動的大道的話，那么這本書是不可不讀的。”

《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向職工群眾進行宣傳教育的極好教材，也是國際社會了解上海工人運動的重要資料。該書出版不久，便引起國際勞工局中國分局注意，在其主辦的《國際勞工消息》轉載了該書關于上海布廠女工勞動情形、法商電車工人工資調查、繅絲工人工作時間等內容。該書出版不久，就成為日偽查抄銷毀的目標之一。日本情報機構在租界書店內大量收購該書，往往一次就買幾十本，分發有關部門研究。最后，日軍得出結論，該書是中共上海地下黨編寫的，其中哪一章寫得最詳細，就說明哪一個產業或單位的地下黨力量最強，以此研究對策，來對付工人的抗日活動。

《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既對革命戰爭時期領導工人運動具有實際指導意義，時至今日仍是研究上海工運史、經濟史的重要參考資料。新中國成立后，為保存這份珍貴史料，滿足工運史和近代史研究需要，該書曾多次再版發行。

（作者單位：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部）

抗日戰爭時期，由中共江蘇省委領導編輯出版的《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第一次比較系統地總結了上海主要產業和職工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歷史和現狀，是研究中國工人運動史特別是上海工運史不可不讀的一本重要文獻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