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詩人、學者公木先生（張松如）110周年誕辰，由他作詞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英雄贊歌》被廣為傳唱，是激勵無數中華兒女的經典之作。趙明教授是著名古典文學學者，曾任教于吉林大學和青島大學，上世紀80年代他作為學術助手在公木先生身邊工作過10年。在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70周年和八一建軍節來臨之際，本報記者采訪趙明先生，請他講述公木先生的為人、為藝、為學。

“我的真誠不容置疑”

1977年，“文革”剛剛結束，我的農村生活已歷時8年之久，當時陸續有插隊知青和下放干部返城。想要回城，找到一個愿意接受我，并且也是我愿意做的工作是關鍵。幸運的是，1978年秋，吉林大學中文系領導向我透露一個重要信息：被錯劃右派的公木在恢復黨籍后重新走上校、系領導崗位，已屆古稀之年的他亟須配備一名學術助手。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1978年9月中旬一個風和日麗的上午，我如約來到公木先生家。走在路上，我心里不禁想：公木先生從延安時期走來，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電影《英雄兒女》的歌詞作者，一生歷經坎坷，會是怎樣威嚴肅肅的容儀呢？誰知門一開，出現在我眼前的是一位穿著樸素的長者，鬢發花白，眉宇間卻仍透出一縷英氣，半顯堅毅，半露慈祥。他親切地招呼我坐下，并遞給我一杯熱水，平易近人。公木先生從詢問我的個人經歷和家庭情況開始，自然地把話題引入到讀書和志趣，然后便傾聽我的讀書心得。這是一次“面試”，也是一次很好的學術訓練，雖然已經過去40多年，當日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之后我便成為公木先生的學術助手。

公木先生從事古典文學研究生的教學和學術研究工作。作為助手，我的工作其實就是在學習中協助，在協助中學習。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我準時來到公木家中，向正在伏案寫作的先生請領工作時，他卻認真地問起了我回城后生活如何安排等問題。說心里話，工作伊始，能夠聽到公木這樣的大學者問起自己生活中的冷暖困苦，已經令人深受感動了；更想不到的是，前一天傍晚，先生還利用飯后的時間，去看“文革”中他和吳翔老師曾經住過的兩間倉庫房。這倉房在他們搬出之后，便空置起來，被校后勤部門用來堆放雜物。公木先生看到倉房未作它用，決定待我來后即抓緊時間去看一看，如果愿意入住，他就找后勤部門疏通一下，以便我盡早把家安頓下來。我聽后感謝之情難以言表，但由于此前我已在朋友那里借到了一間居室，三口之家也還住得開，便不想煩擾公務繁忙的先生再為我的家事操心費力。這件事讓我感受到的溫暖，已永駐于心，終生難忘。

作為助手，我每周去先生家里三四次，他給我交代工作，并就一些問題互相交流討論。在我到來之前，公木先生投注了多年心力撰寫的《〈老子〉校讀》初稿已近尾聲。我來后，先生把已竣稿的上編《道經》部分4本手稿交給我，讓我先校閱一遍，校閱中有什么想法、建議可記錄下來，隨時向他提出。1979年冬，花費6年撰寫的《〈老子〉校讀》終得面世。我沒有想到的是，對于我為此書所做的那份微不足道的工作，公木先生竟給予了熱情洋溢的鼓勵和不吝筆墨的肯定。他在《校讀》的《后記》中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直到去年冬趙明同志調來我校，助我一臂，才把勁兒上足，時鐘再度發出滴答聲。今年春天赴京參加詩歌座談會歸來，一鼓作氣，命筆急就，又把《德經》四十四章趕了出來，全部殺青，是在五月。于此期間，還綜合八十一章《說解》大意，寫了一篇《論老子》，這篇東西，便更加是與趙明同志共同探討，并得他協助才寫成的。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趙明同志，此書或將功虧一簣，那是大有可能的。”

那時公木先生剛剛恢復黨籍重新開始工作，他蓄積的淵博學識和經歷感悟都化成了巨大的學術激情，仿佛要搶回失去的時間，爭分奪秒地工作。除了吃飯睡覺，幾乎全情投入學術研究和其他相關工作。他對生活中衣食住行幾乎沒有更多要求，以致有的研究生開玩笑說：公木先生那么關心我們，自己卻“不食人間煙火”。

真誠、寬厚、擔當，凡與公木先生接觸過的人，都會在這三點上留有深刻的印象。他除了學術研究還承擔了學校和社會上的很多領導職務，對于學子總是引導呵護，即使他們一時出現偏差，也從不放棄。真誠，擔當，是公木的底色，他強大的精神人格氣場，就在這里。他常說：“我的看法容有正確或錯誤，但我的真誠不容置疑。”

1988年，我離開吉林大學赴青島大學任教。此后近10年時間幾乎每個月都與公木先生有一次書信往來，聲訊相通。信中主要交流探討學術問題，還有學術理論界的一些熱點。那時已經是公木先生的晚景歲月，但他在做和想做的事還有很多，他不能不工作，不能停止思考，不能不繼續燃燒自己直到紅燭成灰。其時，公木先生很需要有人和他交流討論，但人們太敬重他，所到之處皆以長者導師而尊之，他在信中說：“我寫出的文章已經聽不到批評和不同意見，我已經失去了平等交流的機會，我為此深感寂寞，甚至蒼涼。”想來我們之間的書信往來、聲訊相通或許多少能讓先生的孤寂之懷稍感慰藉。

另一個需要特別提及的是,這期間，公木先生為我和趙敏俐教授在學術事業上所給予的關懷和幫助。《先秦大文學史》《兩漢大文學史》等著作得以問世，離不開他的熱情支持與鼎力相助。就在公木先生逝世前一個月，他還撰文寫下了《兩漢大文學史讀后斷想》，刊于《社會科學戰線》1998年8月。文中寫道：“看了兩部大文學史，產生前浪后浪之想、冰水青藍之嘆。有這樣一批學人，怎不令人欣慰！”這可能是著作等身的先生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篇文字。如今，我還保留了先生10年來的書信。面對這珍貴的紀念，我感念恩師而又懊悔當年的離開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