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已經提前預判中國經濟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從現階段的數據和企業調研情況來看，三重壓力并未得到實質性的緩解。

□ 4月份部分指標回落或許只是一個開端。之后的經濟形勢可能更加嚴峻，甚至面臨長期低速增長的風險。因此，須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復雜性、嚴峻性有充分估計。

□ 宏觀政策必須將穩住民生、穩住居民收入作為重要的發力點。當前社會經濟形勢在不斷變化，要高度重視企業經營困難加劇帶來的就業壓力和部分居民收入迅速下降的問題。當前失業問題尤其是青年群體的失業問題有愈發嚴重的趨勢。就業和居民收入問題關乎社會穩定。

□ 數字經濟的安全寓于數字經濟的發展之中。數字經濟發展中會存在安全問題，但不發展、發展慢會造成更大的不安全。要給數字平臺、數字經濟留有足夠的創新空間。

□ 面對復雜多變的形勢，相關監管政策的出臺要更加審慎，更加包容，更加可預期。政府和市場之間只有達成良好的溝通和互動，才能凝聚共識，穩定預期，形成合力，實現經濟的平穩發展。

劉尚希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高端智庫首席專家；經濟學博士，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

在大變局中構建中國可持續發展確定性

在新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確定前，全球無序發展的狀態將持續下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政治、軍事乃至經濟方面的一系列動作，進一步加劇了全球動蕩和不確定性。目前，中國已經深度嵌入到全球化之中，這一無序的狀態會不可避免地對中國現有的產業鏈、供應鏈、企業帶來深刻影響，可能短期內這一影響并未充分顯現，但對企業、居民的行為和預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上海證券報：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

劉尚希：當前國內的經濟形勢可以說是異常復雜。從4月數據來看，部分指標已經出現了明顯下滑。社融指標、社會消費品消費總額同比出現大幅下滑，這顯示出內需收縮加劇。部分地區4月財政收入扣除留抵退稅因素后出現明顯下滑。財政收入是經濟發展的先行指標，財政收入同比下降顯示出當前形勢的復雜嚴峻程度。

2021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已經提前預判中國經濟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從現階段的數據和企業調研情況來看，三重壓力并未得到實質性的緩解，反而加劇了。造成這一局面，既有內因，也有外部因素。

現階段經濟形勢下行，很大程度上是三大因素匯聚疊加的結果。

一是疫情因素。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不容忽視。更重要的是，當前無法預測新冠病毒什么時候消失，物流、人員流動什么時候再受沖擊也具有不確定性。這給市場主體帶來的不可預期成本會大大增加。

二是西方主導的經濟金融全球化正走向終結。尤其俄烏沖突之后，美歐金融制裁動搖了國際貨幣體系和金融體系，國家外匯儲備和企業、個人海外資產的風險不斷上升，國際結算體系面臨碎裂化風險，全球市場和全球資源可持續的風險明顯增大。

三是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三重壓力”，即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尚未得到明顯緩解，且預期轉弱仍在加劇，經濟的內生動力明顯不足。在此背景下，宏觀政策的預期效果可能會不及預期。

上述三大因素同頻共振，導致經濟下行進入新拐點。4月份部分指標回落或許只是一個開端。之后的經濟形勢可能更加嚴峻，甚至面臨長期低速增長的風險。因此，須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復雜性、嚴峻性有充分估計。

上海證券報：中國經濟目前面臨三重壓力，您此前曾表示，您最關注的是預期轉弱。而預期轉弱的背后是高度的不確定性，如何認識中國目前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

劉尚希：我認為，怎么看待目前中國經濟形勢是怎么去應對的前提條件。觀察的角度不同，看到的問題、成因會不同，采取的政策措施也會有別。

目前中國經濟形勢最大的挑戰是“不確定性”，這也是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和經濟界較為認同的一個看法，但其具體內涵在不同語境下是不一樣的。

不確定性會引發風險。給國家、整個社會帶來的風險往往是公共風險，無論是內生的，還是外來的。這意味著宏觀經濟處于高度不確定性之中，市場主體和居民大多無力識別公共風險，但會有個體感知，這樣預期就會普遍轉弱，從而導致經營、投資、消費等行為趨向收縮。可以說，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三重壓力實際是高度不確定條件下的結果。

那么不確定性從何而來？如何定義這種不確定性？

判斷當前中國經濟形勢，應放到全球大背景中觀察分析。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不確定性和世界大變局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中國身處其中，不可能不受影響，而大變局則加大了中國經濟的不確定性。

如何理解大變局？簡而言之就是現階段世界各方力量對比發生了巨變。地緣政治、地緣經濟事件不斷發生，逆全球化的態勢在不斷強化。有觀點認為，由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已經終結了，以往形成的全球分工合作的產業體系和供應鏈處于重構之中，各個國家都在想方設法重構自己的供應鏈，以尋求本國安全。這意味著基于全球化形成的原有治理規則，包括經濟、金融、貿易、投資等都將面臨從既有規則下的“波動性變化”轉向重構規則過程中的“趨勢性變化”。西方主導的全球化事實上已經終止了，中國倡導的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對沖了逆全球化，但尚不足以牽頭構建一種新的全球秩序。世界的“趨勢性變化”對中國來說既是一個機會，也是風險挑戰。

在新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確定以前，全球無序混亂動蕩的狀態將持續一段時間，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政治、軍事乃至經濟方面的一系列動作進一步加劇了動蕩和不確定性。全球“有序紅利”已經不復存在，“無序風險”卻是指數化上升。目前，中國已經深度嵌入到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體系之中，因此，這一無序發展的狀態會不可避免地對中國現有的產業鏈、企業帶來深刻影響，如對芯片的斷供。可能短期內這一影響整體上并不會很直接，甚至短期內還可能出現逆轉，如中美貿易逆勢上升，但會對企業、居民的行為和預期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面臨著未來“怎么開放”的問題。開放是雙向、多邊的，在動蕩的世界格局中，開放愈來愈顯示出對“國家能力”的要求，沒有足夠的國家能力，想開放也是很難做到的。世界上一些國家如古巴、委內瑞拉、伊朗等，想開放也力不從心，被世界強國所封堵。

所以，在全球動蕩的情況下，怎么做好自己的事情，快速提升國家能力，是關鍵。這須要有一個宏觀視野，以超越國家的整體觀來看待大變局下的中國經濟發展方向，構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確定性，而不被局部的現象、短期的風險所迷惑、所左右。

穩就業、穩收入構建民生的確定性

面對居民就業和收入的嚴峻復雜形勢，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拓寬思路、勇于創新，在應急的狀態下，及時推出新的舉措，把穩就業和穩收入同時抓住，避免經濟風險進一步擴散為社會風險，牢牢穩住社會大局，從而穩住經濟大盤。

上海證券報：近期，就業和居民收入問題受到廣泛關注，有不少專家呼吁加大對市場主體和居民的幫扶力度，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劉尚希：4月份數據顯示，現階段我國面臨的經濟形勢相當復雜嚴峻。

今年以來，相關部門一直在密集出臺和積極落實紓困幫扶政策，以此穩就業、穩民生、穩市場主體，同時著眼于長期提升市場主體和居民的信心。

短期政策方面，在年初確定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基礎上，近期，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6方面33項措施，在全國穩住經濟大盤會議上又進一步強調，發力穩增長，這些政策出臺得非常及時，隨著政策陸續落實，將有助于穩住經濟大盤。

我想特別指出的是，宏觀政策應將穩住居民收入作為重要發力點。

盡管現階段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但當前社會經濟形勢在不斷變化，要高度重視企業經營困難加重帶來的就業壓力和部分居民收入迅速下降的問題。當前失業問題尤其是青年群體的失業問題有愈發嚴重的趨勢。就業和居民收入問題關乎社會穩定。穩住民生，應成為當下的應急目標之一，須要盡快達成。

要在短期內切實穩住民生，穩住收入，須要出臺新的舉措，加大幫扶力度。當前的政策幫扶思路主要是通過保市場主體來穩崗保就業，這個思路是對的，沒有市場主體，就沒有就業。因此，毫無疑問地要先穩住市場主體，尤其是要防止市場主體的數量大幅度減少。其中，就業主渠道的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是重中之重，它們具有脆弱性，應想方設法優先穩住。

目前居民資產負債表呈不斷收縮之勢，主要體現為部分居民和家庭實際收入銳減，剛性支出不減，家庭收支平衡迫近或已突破臨界點。雖然居民有儲蓄的習慣，當前儲蓄總量也在增加，但對中低收入者而言，儲蓄并不多，不足以應對長時間的“斷收”狀況。而失業救濟等已有的制度安排難以覆蓋當前新產生的困難家庭。

今年以來，奧密克戎變異株導致的疫情呈現多點散發之勢。在疫情防控中，很多企業尤其是服務性和接觸性業務的企業，經營受到明顯沖擊，處于休眠或半休眠狀態，職工處于休假或半休假的狀態。這些企業的員工，名義上看起來沒有失業，但可能有崗位沒收入或者有崗位收入難以維持溫飽。目前從統計指標上看，就業崗位看似穩住了，但居民和家庭的收入卻實實在在地減少了。加上新增就業人員，僅大學生就超過一千萬，在找到工作之前是沒有收入的，需要家庭收入來維系。對居民收入實際下滑情況要有準確的認識和充分的估計，不能僅依據統計的就業崗位去看待居民就業與收入狀況。因此，當前政策應當聚焦到受疫情影響嚴重的居民收入上來，穩住收入穩民生。

現有的思路是：一方面以保市場主體為主，待市場主體經營好轉后，間接保居民收入。但企業經營狀況好轉需要時間，尤其在當前宏觀環境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另一方面通過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直達地方財政，地方財政對失業和困難群體進行幫扶。但這種方式也存在幫扶效率和公平的問題，例如，我國目前靈活就業群體已經突破2億人，現有的低保救濟并不能覆蓋新產生的困難群體。因此，可考慮在現有政策基礎上改進幫扶措施，創新方式和技術手段，更高效、精準觸達相關人群，加快遏制居民資產負債表的收縮。

數字化已經成為發展的大趨勢，數字政府建設也可順勢而為。例如，個稅APP可以考慮擴展成為發放居民低保救濟和補貼的平臺。現階段，在個稅APP平臺上注冊的用戶數量多于實際繳納個稅的人數，因為有個稅六項專項附加扣除。若通過個稅APP發放相關補貼，會吸引更多的居民注冊。這一方面，有助于更全面了解居民收入狀況，防止偷稅漏稅；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更加高效地為低收入困難家庭發放相關補貼，提高幫扶政策的時效性，同時解決了以往須逐戶排查收入情況、救助名單公示等一系列流程帶來的低效和社會公平問題。

此外，穩住民生，還有一個發力點是切實緩解市場主體和居民剛性支出的壓力。例如，對于經營困難的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農戶，除緩還貸款本金利息外，能否有條件豁免部分債務？還有住房按揭貸款，降低貸款利率不僅需要在增量房貸上做文章，滿足老百姓改善住房的剛性需求，對于那些因居民收入減少而受到影響的存量房貸能否緩交貸款利息或有條件豁免一部分？相關幫扶政策力度能否更大、覆蓋面更寬、實施更快一些？諸如此類，都值得認真考慮。在財政政策方面，可以考慮適當調整年初的財政預算安排，通過財政貨幣政策的協同，打破財政的“不可能三角”。在這個問題上，國外已有類似實踐。在居民收入斷流的緊急狀態下，相關國家采取了財政貨幣一體化的政策措施。在當前，大量居民和家庭收入面臨困境的情況下，可以考慮類似的政策安排。

整體來看，面對居民就業和收入的嚴峻形勢，需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拓寬思路、勇于創新，及時推出新的應急舉措，把穩就業和穩收入同時抓住，避免經濟風險進一步擴散為社會風險，牢牢穩住社會大局，從而穩住經濟大盤。

數字經濟提升我國未來發展的確定性

數字經濟的發展程度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也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數字經濟代表了一個國家未來安全與否。如果我們未來還停留在原有的工業化的經濟形態之中，那恐怕我們就沒法在全球數字化的條件下去保障國家安全。

上海證券報：您近期多次提到了數字經濟等相關議題，您認為，在當前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數字經濟是否是一個較為確定的產業發展方向？

劉尚希：在當前形勢下，我們要看到未來經濟發展的數字化趨勢，數字革命引領人類進入數字文明，應順應這個趨勢發展。

首先，不應割裂看待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未來經濟發展的趨勢就是數字化，未來的主導經濟形態就是數字經濟。數字革命將徹底改變經濟社會的底層邏輯，也將改變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關系。政府監管和宏觀政策實施也會改變原有的邏輯基礎。人類文明經歷了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到現在的數字文明，主導的經濟形態也從農業經濟形態，工業經濟形態到現在正發展的數字經濟形態。

數字經濟作為一個概念來講，它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就當下來說的，是當前整個國民經濟的一部分，代表新經濟、新業態和新模式；另一層含義是就未來來說的，不是國民經濟的一部分，而是成為主色調，成為經濟的普遍形態。

數字化意味著傳統經濟模式或者舊的經濟形態向數字經濟靠攏，向新的經濟形態轉變。通過數字化，讓舊經濟變成新經濟，讓傳統經濟向數字化轉型，順應經濟發展的趨勢。

其次，要辯證看待數字經濟發展和安全的關系，安全和發展并非對立關系。數字經濟發展中會存在許多新的安全問題，但不發展、發展慢，會造成更大的不安全。我們始終應當把發展擺在第一位，通過發展來解決發展中的問題，解決發展中的安全問題，不能泛泛地將兩者關系抽象化、簡單化和對立化。

目前，涉及數字經濟治理的相關部門有十多個，但沒有一個專門的部門對發展負責，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一個部門。應該把“通過發展來解決各種問題”作為政府各部門監管的一大原則。只有大家都朝著“促發展”這個方向共同出實招，才能真正為企業和企業家建立穩定的長期預期。

我此前提出，必須樹立風險整體觀，把短期風險和長期風險、局部風險和整體風險統籌嵌入到數字經濟治理當中，不能顧此失彼。構建一個風險整體觀，使監管政策真正為數字經濟健康發展保駕護航。

數字經濟代表一個國家未來保持持續發展的潛力，我國須盡快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實現經濟安全、產業安全，最終保障國家安全。

避免政策的“合成謬誤” 和“分解謬誤”

如何避免政策的“合成謬誤”和“分解謬誤”？首先要避免好心辦壞事。政策出臺要更謹慎更包容

上海證券報：經濟政策的連貫性和穩定性對穩定市場預期極為重要。您認為，如何更好地形成政策與市場主體之間的良性互動，避免“合成謬誤”和“分解謬誤”，從而構建政策的確定性？

劉尚希：中國進入目標多元、政策多元的新發展階段。在新發展階段，中國發展的整體性特征越來越明顯，不能只有GDP的增長，還須要統籌考慮經濟社會各個方面相互關聯、彼此制約的關系。因此，發展的整體性特征衍生出多元目標和多元政策。

當前，我國發展正從以增長目標為主的階段轉向增長目標、民生目標、安全目標等多目標階段。這意味著政策越來越多元化，不僅包括經濟部門制定實施的經濟政策、市場監管政策等，還包括教育、科技、衛健、環境等部門出臺的非經濟類政策和社會政策，對經濟產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

在實現多元目標和政策考核過于指標化的影響下，產生了政策的“合成謬誤”和“分解謬誤”。“合成謬誤”是指從各部門來看，每項政策都是對的，都有一定道理，但合起來看，當齊頭并進地實施時，可能就錯了。政策“分解謬誤”是指不該分解的系統性任務被分解了，有的分解到各部門、各地方，有的分解到各個時間段。本以為可以更好地明確責任、變壓力為動力，但過多過細的任務分解實際上反而可能會造成整體無序和相互掣肘。

如何避免政策的“合成謬誤”和“分解謬誤”？

第一，要避免好心辦壞事。各個政府部門出臺各項政策的動機和出發點毋庸置疑，但有時候未必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同時，政策實施的效果具有不確定性。各個部門在出臺政策，尤其是在出臺一些新的監管措施時，一定要考慮到它可能產生的效果，充分估計政策實際效果與制定政策的動機和出發點偏離的可能性。政策的傳導機制有時是一個“黑箱”，所以相關部門對于政策執行過程中的不確定性要有認識，政策對應解決問題不是“百發百中”。由于經濟社會運行具有很多不確定性以及信息的不對稱，難以充分預見所有可能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須要預留一些模糊地帶，特別是創新，更需要“灰色”地帶和實行“黑箱”管理。社會耦合不是物理學意義上的精準耦合，而是一種模糊耦合，應允許存在模糊地帶，否則會適得其反。因此，在宏觀環境不確定的條件下，須要為政策留有更多余地和彈性。

同時，對一些政策可能帶來的副作用要有充分認識。這一原理與藥物類似，在使用藥物時，一定要先了解自身能否承受藥物可能的副作用。總之，制定政策一定要避免“好心辦壞事”，要有風險思維和不確定性思維。

第二，在各個部門出臺相關政策措施和監管措施前，應當進行風險評估。若在風險評估中發現政策可能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可能存在處置風險的風險，就有可能盡快減少這個政策措施所引發的新的不確定性、新的風險。政策出臺時要少一點想當然，多一點不確定性思維，積極做好風險評估工作，將政策及其執行可能出現的偏差或引致的風險降至最小。

第三，相關部門之間要做好協調。可以通過風險評估的方法來解決協調的問題。假設不同部門出臺不同的政策，在政策出臺后，合起來會產生怎樣的效果？在政策出臺前，先做一些思想實驗和模擬評估，在分析評估階段，與市場保持良好的溝通和互動，而不是關起門來制定政策，這樣就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政策的“合成謬誤”和“分解謬誤”。

這里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相關政策的出臺要更加審慎，更加包容，對市場主體來說更加可預期。政府和市場之間才能形成一個良好的溝通和互動，凝聚共識，形成合力，穩定預期，共同促進經濟的平穩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