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60”目標給我們帶來挑戰和機遇。一方面，目前中國人均碳排放已達7噸以上，盡管還有10年達峰時間，但空間不大。另一方面，目前中國人均GDP為1萬美元，2035年要達到3萬-4萬美元（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此后還要到6萬美元的前沿發達國家水平。因此，我們不可能像老牌發達國家那樣走高碳高增長的路，也不會走低碳低增長的路，只能選擇低碳甚至零碳而較高增長的路。

在這方面，我們有兩大優勢：一是不少產品仍未達到需求峰值，可直接以綠色產品替代，如美國、歐盟和日本交通運輸部門排放達峰時千人乘用車保有量分別約為423輛和575輛，而中國目前僅為173輛，在汽車普及期，我們可以直接購買新能源汽車；二是我國經濟增速仍然比較高，可以為綠色產品創新和推廣提供更多的市場需求，有利于形成商業模式和競爭優勢。特別是近些年來，在新能源汽車、光伏發電等領域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從更寬的視野看，我們有可能在這場全球范圍、自工業革命以來最重要的技術產業和發展方式變革中，發揮重要的推動和引領作用。

碳減排很重要，同時要重視污染防治、生態修復和經濟增長，并形成協同機制。如，生態修復、植樹造林可以增加碳匯，而碳匯可以中和碳排放。通過大力促進高生產率、低排放和零排放、低成本綠色技術的創新和推廣，協同實現減碳、污染防治、生態修復和經濟增長的目標。

從全球范圍看，綠色發展仍然是飄在空中的風箏，看起來很美，但根基不牢。歐美國家發展碳排放權市場，我國也建立一些碳交易所，但交易總體上不活躍，主要原因是基于自愿減排，缺少責任約束和激勵機制。綠色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缺少可持續發展的機制。

下一步，我們要敢于告別“老辦法”，尤其要探索激勵機制和解決碳賬戶問題。建立包括碳減排、其他污染防治、生態修復和經濟增長等要素在內的各級政府、企業和個人綠色責任賬戶，確定各個主體的減排責任，并在一定時期內平衡賬戶。同時鼓勵各地積極開展探索創新，通過綠色責任賬戶把國家的碳中和目標分解落地，再經由市場機制的作用激勵創新和發展，推動綠色轉型扎實有效地取得進展。

今年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復蘇，宏觀經濟穩中加固、穩中向好。從金融角度看，貨幣政策松緊適度，流動性整體充裕，邊際略減。實體經濟融資意愿較強。信貸對科技創新、小微和民營企業、綠色發展、“三農”支持力度加大，金融市場總體穩定，市場利率平穩運行。

未來，應關注3方面問題：一是部分風口行業投資熱，可能造成新的產能過剩隱患；二是區域信貸資源配置不平衡的問題有所加劇；三是信用風險壓力仍然較大。

對此，提出3條建議。

第一，保持定力，破解重復投資、產能過剩、低效浪費的痼疾。穩健的貨幣政策要保持定力，既要滿足經濟恢復向好的發展需要，又要避免資金配置行政主導，過度集中熱點行業、風口項目。要建立完整全面的產業項目信息披露共享平臺，使投資者全面掌握信息，審慎作出投資決策。政府招商引資要從注重前端給優惠轉變為后端讓盈利，采取項目建成運營后給予稅收返還等激勵政策，使市場主體在投資前慎重投資，并承擔投資風險。投資成功以后，能夠享有更多的投資回報。

第二，精準滴灌，增加對區域協調發展的金融支持。進一步發揮再貸款、再貼現等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精準導向作用，繼續創新和完善工具籃子，在對小微企業等特定主體和扶貧、支農等特定領域精準支持的基礎上，可考慮增設區域維度的政策支持工具，激勵金融機構向東北和西部等經濟發展差距大的地區配置更多的信貸資源。對地方政府則要求進一步壓實營造良好的營商和信用環境的責任，要對照國家營商環境評價標準，深化改革，轉變職能，嚴懲腐敗，打擊黑惡，創造良好的金融和營商生態，徹底扭轉“投資不過山海關”的羈絆。

第三，加強監督強化市場主體規范治理。企業和金融機構重大風險往往暴露出與公司治理失效相關，必須強化外部行業監督、會計監督、審計監督，主管部門對監督失職失責的，要刀刃向內追究責任。司法部門對嚴重破壞公司治理的責任人，不管是國企還是民企，都應一視同仁，依法追究。股東失職違法的，要按市場化原則，承擔相應的后果，堅決防止惡意逃廢債，通過強有力的監督和問責，使規范有效的公司治理既外化于形、又內化于企業投資經營的全過程，將企業風險防范化解于萌芽狀態。

我國人口發展所面臨的，首先是人口規模和結構的關系問題。一方面，我國14億人口，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是全球最具潛力的超大規模市場，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最可靠的底氣和支撐。一方面，人口眾多對經濟發展、公共服務、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等造成巨大壓力。其次是高齡少子化問題。我國的高齡少子化將伴隨現代化國家建設和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全過程。第三是勞動年齡人口的素質和技能問題。當前，勞動力總量供過于求和結構性短缺并存，技術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超過1.5。同時，我們還面臨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問題、生殖健康服務問題及人口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這些問題同樣制約著我國人口的發展。

因此，應科學把握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進程中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十四五”時期是人口發展戰略導向重大調整轉折點，也是構建應對低生育水平下生育支持和家庭發展政策框架的關鍵階段。

為此提3條建議：一是優化生育政策，加強計劃生育服務管理，增強生育政策的包容性，支持家庭實現生育意愿；二是繼續深化改革，挖掘人口支持經濟社會發展的潛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優化就業結構，改善公共服務，強化人力資本投資，實施大規模職業技能提升行動，不斷提高勞動力整體素質和技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變人口大國為人力資源大國、人力資本強國；三是將積極應對高齡少子化確定為基本國策，全面加強黨對積極應對高齡少子化工作的領導，制定與基本國策地位相適應的完備的法律法規，健全完善與之相適應的生育、教育、就業、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及產業發展等方面的政策體系，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加快構建居家社區機構相協調、康養醫養相結合的健康養老服務體系，鼓勵社會力量參與養老服務，大力支持普惠型養老服務的發展，推動健全完善高齡老人和失能半失能人員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和老年人意外傷害保險，支持發展家庭養老床位，積極發展老年用品、養老服務、現代家政、養老旅游等，創造老年產業發展的新業態、新動能。

“十四五”時期，農民增收形勢更加復雜，必須扭住農民收入這個中心問題不放松，花大力氣解決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和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問題，推動城鄉居民共同富裕。

為此提出4條建議。

第一，挖掘農業農村內部增收富民潛力。發展富民鄉村產業，將富民鄉村產業視為戰略性產業納入中長期發展規劃。完善政策體系，構建以財政資金撬動社會資本流向富民鄉村產業的體制機制；延伸農業價值鏈利益鏈，建立農產品優質優價正向激勵機制，支持發展“三品一標”農產品，打造區域公用品牌，推動“互聯網+”現代農業，發展新型業態；發展農業收入保險，推動農業收入保險的試驗、開發和推廣，使其盡快成為重要險種。

第二，促進農村勞動力更高質量更充分就業。引導外出就業，深入實施以農民工為重點的職業技能提升計劃，拓寬就業創業渠道；擴大鄉村就業，統籌整合資源要素，發展縣域經濟，支持農村創新創業，加快鄉村經濟多元化；創新就業領域和方式，鼓勵發展家政、養老、護理等生活性服務業和手工制作等特色產業，支持靈活就業。

第三，優化農民財產性收入穩步提升的制度環境。完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做好第二輪承包到期后延包試點工作，穩妥慎重推進宅基地制度改革，完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改革農村集體土地征收制度；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以市場化改革為導向，創新農村集體經濟運行機制，確保集體資產保值增值和農民收益；健全農民農村財產權能，建立農村產權交易市場，完善具體政策，探索進城落戶農民農村三權退出轉讓價格形成機制。

第四，完善轉移性收入注重公平分配的保障機制。完善對農民直接補貼政策，建立普惠性農民補貼長效機制，完善重要農產品生產者補貼制度，健全新型農業支持保護政策體系；加強農民生活兜底保障，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項保障措施注重向低收入群體傾斜，健全統籌城鄉、可持續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好農村社會救助兜底工作。

“十四五”是我國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時期，迫切需要在完善公平競爭制度、強化競爭政策實施、強化反壟斷執法上邁出關鍵性步伐。近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肯定成績、堅定信心的同時，也應正視壟斷行為對我國經濟健康發展帶來的風險和隱患。特別是行政性的壟斷在有的地方、有的領域還存在。

反壟斷既是國際慣例，更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要讓全社會認識到反壟斷在整體推進改革開放中的重要地位，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的重要使命，認識到壟斷行為阻礙公平競爭，損害企業和廣大消費者的利益，扭曲了資源配置，扼殺了技術進步，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以及反壟斷在統籌發展和國家安全中的重要作用。

強化反壟斷監管，維護公平競爭秩序，一是完善制度，構建長效機制。加快完善以反壟斷法為核心、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相契合的市場競爭規則，抓緊出臺強化競爭政策的實施指導意見，加快推動反壟斷法的修訂，完善反壟斷指南體系。

二是強化執法，震懾不法行為。用嚴格執法拉起打擊壟斷和反不正當行為的紅線，讓違法企業付出沉重的代價，不敢再犯。同時強化平臺經濟反壟斷執法，及時制止“掐尖”式并購，防止野蠻生長，圍繞人民群眾高度關注和關系國家發展利益的重點領域，比如醫藥公用事業知識產權等，強化重大典型案件的查辦，著力查處限定交易、阻礙商品要素在地區間的自由流動等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行為，形成經濟的良性循環。

三是加大監督，營造良好氛圍。充分發揮各界力量參與，在全社會營造尊重公平競爭、維護公平競爭的良好氛圍，倒逼企業將重心放到積極創新、公平競爭和更好服務消費者上。

四是充實力量，完善執法體制。建立權事責相匹配的現代化反壟斷執法隊伍，發揮中央和地方合力，健全全國統一的反壟斷工作規則，保障反壟斷的統一執法。同時加強反壟斷執法人才的培訓，充分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型技術手段，不斷提升反壟斷的監管水平。

主要有四個基本因素影響當前經濟：經濟內生的市場變化、數字技術變革、疫情走勢、國際秩序重構。這四者疊加互相影響，成為推動大變局的基本因素，這里包括“低增長-高杠桿”內生形成的“債務-通縮”風險；數字革命和產業變革，引起原有經濟形態變化，經濟數字化和金融化趨勢凸顯引發新的不確定性；疫情走勢的不確定帶來疫情及其衍生風險；大國博弈、地緣政治劇變，全球治理規則加速失效等。

大變局下，中國宏觀經濟發展面臨的不確定性加劇。“K”型復蘇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證了全球經濟復蘇預期的分化。而站在大變局和中長期來看，穩定宏觀經濟形勢，關鍵是注入宏觀確定性，改善預期。為此，提出4條建議。

一是釋放出更強烈的全面深化改革信號。唯有加快經濟社會更全面、更深入的協同改革，才能辦好自己的事，降低我國發展的宏觀不確定性。

二是加快金融市場化改革和金融創新，破解高儲蓄、高利率悖論。伴隨著數字化大趨勢，金融科技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數字金融將有利于普惠金融的發展以及金融效率的大幅提升，從而降低融資成本。這迫切需要構建與之適配的新的金融監管理念和監管模式，謹防“監管錯配”帶來的長期戰略風險。用改革的辦法加大人民幣國際化步伐，擴大在計價、結算和儲備方面的應用，以提高我國金融的國際競爭力。

三是政府有為，創造市場比干預市場更重要。當前亟須通過改革創造市場，創新市場規則。在商品、服務等“實體市場”基礎上，新發展階段迫切需要政府創造基于“權利”的各種“虛擬市場”。基于環境防治、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建立污染物排放權、碳排放權的交易市場，引導地方和企業實現低碳綠色發展，形成市場化的約束機制。完善政府采購市場，運用市場化的手段支持企業研發創新，還能避免政府補貼可能帶來的市場扭曲和貿易爭端。還有電動汽車的推廣使用，除了補貼手段之外，還可以用排放權指標來約束油車的生產和銷售。

四是在縮小低收入群體上下功夫。推進社會身份體制改革，分類破除“本地人、外地人”“編制內、編制外”“干部、工人”等各種計劃體制時期遺留下來的不平等身份政策，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當前，部分地區房價過快上漲，除了優質教育醫療資源缺失和居住改善剛需外，還有幾方面問題。

一是財富管理出了問題。樓市成為過剩流動性蓄水池的原因，一是群眾有實物崇拜，認為房子能抗通脹；二是剛性兌付崇拜，認為政府不可能不管房價暴跌；三是資產荒，缺少適合的長期儲值工具。

二是執行層面的利益驅動。既然擊鼓傳花，那最好花在我手里時鼓點不要停。

三是執行機制不當。在需求缺口巨大地區不是增加供給而是壓制需求，甚至過度打壓開發商，限制住宅供地，加劇房價上漲壓力。另外，目前調控主要用行政手段，還帶來了監管套利。

房地產是系統性問題。要從一個均衡躍遷到另一個均衡，不能小修小補。為此，提出4條建議。

第一，打破剛兌預期。讓房價市場化雙向波動，甚至能忍受房價暴跌。但是需要托底機制保護普通群眾利益。通過普惠性的基本房價保障機制并疊加市場化的收費商業保險，可以在不大幅增加財政負擔的前提下基本化解房價暴跌對群眾的傷害，從而區別對待炒房者和剛需人群，精準施策，遏制炒房動力。

第二，通過稅收消除炒房暴利。各地調控并未根本遏制房價上漲的關鍵是沒有做到蛇打七寸：炒房仍然可以發財。現有政策都可保留，但建議從根本上斷絕炒房的財富效應，既然中央下決心房住不炒，就要讓炒房賺不到錢，可考慮對炒房獲利部分收取高額特別資本利得稅。

第三，降低房地產融資能力。房地產是非常好的抵押品，金融機構據此放款風險極小。政策限制貸款比例上限，反而增加了抵押品的安全邊際，因此要用市場化手段從根源上降低金融機構提供房地產融資的積極性。

第四，有序引導居民財富轉入金融資產。當前，超過2/3的民間財富聚集在房地產上，處置不當會對老百姓財富帶來巨大傷害。因此需要借鑒成熟市場經驗，有序引導其轉入金融資產，并在過程中提供居民財富安全保護。

從北京中關村1-2月份數字可以看出，企業總收入增長47.7%，技術收入增長46.6%，其中生物工程和新醫藥增長75.1%。此外，先進制造技術增長75.9%。

不論是新經濟下的龍頭和獨角獸企業，還是裝備制造領域的中小企業，在應對疫情、復工復產以后，都在努力提高企業的風險控制能力，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總體狀況還是良好的。這幾年中小企業營商環境總體有很大改善，但企業普遍感覺，生存經營的壓力仍然較大，內外部環境交織之下，大多數中小企業活力尚未充分釋放。

近年來，受諸多因素影響，創投基金普遍遇到募資困難，多數人民幣基金管理人可投資的存量資金明顯不足，市場化資金規模已連續三年斷崖式下降，大量資金涌向了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天使投資中的人民幣投資基金數量銳減，美元背景的創投機構募資卻依然強勁。這個局面在未來幾年將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為此要高度關注創投業的健康發展。建議，借鑒以色列對早期項目進行孵化的成功模式，大幅提高政府和國有資金對早期孵化和天使基金的扶持力度。允許一些優秀的創投機構上市，在新三板精選層形成創投板塊，加大創投企業可持續的募資能力，同時對創投行業的投資給予特殊稅收優惠，吸引更多市場化資金投資創新創業。

當前，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對加快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更為緊迫的要求。建議充分發揮政府的導向作用，讓金融和財政政策在供需兩端發力。建立制造強國“雙加”工程，用金融和財政手段共同支持供需雙方，構建最完整、最具自主可控能力的產業體系，實現制造業大發展。